新年伊始，一份联合公告拉开了新一轮省级农信社整合的大幕。1月5日，云南省联社及122家农信机构公告，将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云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紧随其后，甘肃、宁夏两省（区）政府工作报告亦明确，今年将完成“甘肃农商银行”组建和全区农商行统一法人改革。
三省（区）不约而同选择“全省统一法人”模式，标志着农信社改革在“减量提质”的监管导向下，正从联合银行、统一法人“双轨并行”阶段，进入以实质性整合、提升区域金融风险抵御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
业内分析指出，此轮改革的核心逻辑在于“减量提质”，通过彻底的重组整合，在省级层面形成资本与风险抵御的合力，以应对区域金融风险化解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挑战。
2026年开年，尚未完成农信社改革的省份密集披露了本年改革时间表，其中云南、甘肃、宁夏三地的部署尤为引人注目。
云南省率先释放改革信号。2026年1月5日，《云南日报》发布联合公告称，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云南省122家农村信用社州（市）、县（市、区）法人机构已依法合规分别履行内部法人治理程序，审议通过了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云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并形成决议。这123家涉改机构将以新设合并方式依法合规组建省级农商行，所有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所有权利义务均由成立后的云南农商银行依法承继。云南省联社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明确表示，将以重构治理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健全经营机制、提升风控能力、激活发展动能为核心，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甘肃省的改革路径经历了从联合银行模式向统一法人模式的切换。2023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组建甘肃农商联合银行”，但2025年多方消息显示，甘肃省已切换改革路线，将推进筹建统一法人模式的“甘肃农商银行”。2026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巩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成果，组建运营甘肃农商银行”，这是该省对农信改革进度的再次确认。实际上，2025年初就有报道指出甘肃省已切换改革路线，由联合银行模式改为统一法人模式。2025年8月，甘肃金昌农商银行、永昌农商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组建甘肃农商银行有关事项，正式将组建计划推到台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改革同样进入实质性阶段。该地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完成全区农商行统一法人改革是2026年重点工作之一。黄河农商银行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透露，2025年宁夏农商行深化改革方案最终获得批复，这是省级农商行改革模式的又一成功探索。
此外，黑龙江省联社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提及“以省级农商银行组建为契机”，显示该省农信机构改革也将提上日程。
从改革模式来看，上述4个省（自治区）均选择全省统一法人模式。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指出，2026年开年，上述省（区）的密集部署，释放出明确信号：农信改革已从前期探索、模式争论进入集中落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统一法人模式意味着最彻底的重组。它并非简单‘挂牌’，而是要通过股权、资产、管理、风控体系的全面整合，将分散的‘小舢板’打造成能抵御风浪的‘大船’。其核心目标是在省级层面形成资本合力，从根本上提升化解存量风险和抵御周期性冲击的能力。”该人士认为，选择这一模式的省份，普遍面临区域内机构发展不平衡、部分机构风险较高、协同效率偏低等问题，通过强力整合实现“以强带弱、资源统筹”是现实选择。
当前全国农信改革呈现“双轨并进、一省一策”的格局，省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与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成为两条最主流的改革路径。
从已完成改革的省份来看，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组建省级法人机构。其中，浙江、山西、四川、广西、江苏、江西、贵州7省（自治区）选择联合银行模式，辽宁、海南、河南、内蒙古、吉林、新疆采用统一法人模式。这两种模式在法人结构、管理逻辑和改革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
统一法人模式通过新设合并或吸收合并，将省域内多级法人机构整合为单一法人主体，实现股权、管理、风险的集中管控。其优势在于决策链条短、执行力强，能最大程度实现全省范围内资本、资金、风控标准和科技系统的统一，快速形成规模效应。
以新疆为例，喀什农商银行整合后资本净额达90亿元，资产规模超700亿元，相比此前分散的农信机构，能将更多资金投入当地棉花种植、林果加工等特色产业，以及乡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真正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内蒙古农商银行则通过一次性整合120家地方农信机构，实现了全省农信体系的一体化管控。
然而，统一法人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机构整合难度大，各机构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系统架构差异巨大。例如，部分农信机构擅长服务传统农业，有的侧重县域小微企业，甚至部分机构仍使用老旧业务系统，整合时需同步推进系统迁移、流程重构、数据打通。人员与文化融合也是一大难题，合并后人员规模骤增，岗位调整、职级认定、薪酬体系统一成为“烫手山芋”。
联合银行模式则保留了“两级法人”结构，省级联合银行本身是一个独立法人，同时其下辖的各县（市）农商行、农信社也继续保持独立的法人资格。省级机构的角色从一个管理者转变为一个服务赋能平台，通过资本纽带提供服务，为基层“小法人”提供科技、风控、产品研发等支持。
浙江、江苏是此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优势在于改革震动相对较小，保留了基层机构贴近市场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前述分析人士对此解读道：“模式选择背后，是地方政府与监管对不同省情的权衡。‘统一法人’更像一场‘外科手术’，适用于机构数量相对不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需要快速化解局部高风险隐患的地区。它能强力纠偏，但整合成本高，对管理能力挑战巨大。”
他进一步指出，“联合银行”模式则更像“中医调理”，侧重于构建服务平台，适用于基层机构整体质量尚可、但需省级层面赋能以突破发展瓶颈的省份。其挑战在于，如何真正实现“形联神也联”，避免联合银行被架空或沦为简单的行政管理机构。
该人士强调，无论哪种模式，改革成败的关键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否借重组之机，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换牌子’容易，‘换机制’难。核心是借股权重组优化公司治理，让董事会、监事会真正发挥作用；借合并提升专业风控能力，摆脱对传统人缘、地缘风控模式的依赖；借规模优势加大科技投入，补齐数字化转型的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这一政策引导在各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福建表示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江苏提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四川提及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减量提质。
“减量提质”并非单纯减少机构数量。前述研究人士认为，其包含两层深意：一是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推动效率低下、风险较高的机构有序退出，优化金融供给体系；二是督促存续机构苦练内功，聚焦主业，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过去一些农信机构存在业务‘离农脱小’、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风险抵御能力弱等问题。改革就是要扭转这一局面，引导其回归服务本地、服务‘三农’与小微的本源，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稳健发展。”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已从“十三五”末的4600余家，压降至2025年6月末的4070家左右，减量效果明显。
该研究人士指出，接下来的“提质”任务更为艰巨。“组建省级法人只是第一步，后续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文化与管理融合之难。将上百家历史、风格各异的机构融为一体，需要极强的战略定力和管理智慧。二是服务本地与规模效益的平衡之难。银行规模变大后，如何避免“大银行病”，保持对县域、乡村市场的敏感度和服务力度，是一大考验。三是风险防控的持续之难。合并初期，风险可能被暂时掩盖，需要建立全省一体化的、穿透式的风险监测管理体系，防止风险反弹。”
展望未来，该人士判断，农信改革将在“十五五”期间走向纵深。对于已完成省级法人组建的省份，重点将转向完善公司治理、深化数字化转型、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对于尚未启动或正在进行的省份，模式选择将更趋理性，更注重与地方经济结构、金融生态的适配性。
“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功能完善的银行体系。省级农商银行作为地方金融的主力军，其改革成效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供给质量。2026年的这场集中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前述研究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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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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